变国家优势为企业优势

起人们的重视，它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还可以内在地影响其他要素、改变其要素比例关系（如劳动／资本）。在此基础上弗农(R·Vernen)针对二战后出口优势转变的过程，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将经历三个阶段：新产品、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具体由发达国家移向发展中国家。他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形式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作用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但把俄林的理论动态化，还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制成品贸易的途径。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分析虽然是在要素—商品—产业—国家的框架下考虑贸易利益，但他注意到了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企业之于技术的重要性。此后，随二战后国际贸易结构和流向的变化（以发达国家间行业内贸易为大宗），生产技术、规模经济、收入变化及跨国公司的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规模经济、尤其是公司水平的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又一大源泉。正因为它的持续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矛盾，因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干预贸易，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政府扶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以获得占领市场的战略性优势，或者分享外国垄断企业的利润（如著名的美欧间波音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的竞争案例）。其政策意义在于选定保护的行业、企业及保护的期限，克鲁格曼(Panl·R·Krugman)借用吉文斯(Givens  1982)的说法，将其称之为“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  Narrow  Moving  Band)（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1995(12).）。同时，跨国公司内贸易发展迅猛，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为何公司内贸易有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原因有如下几方面：(1)在不完全的市场上，大公司为了获取垄断超额利润，要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实行歧视性定价战略或转移定价战略，一方面通过转移价格来逃税，以提高利润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转移价格巩固大公司的市场地位，以便击败对手，占有市场。(2)由于外部市场并非“免费的午餐”，存在交易费用，具体包括管理在市场交换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运输、佣金、谈判、信息搜集以及各种税收等费用，这样企业便有一种节约交易费用、回避外部市场，使交易内部化的动机。(3)企业为确保自己的“商业秘密”，也不愿利用外部市场，而宁愿在内部化进行，这在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Elhanan  Helpman  &  Panl·R·Krugman)来看，是指公司的“特定投入品”，它是公司一体化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关键，它联系于企业家单位，包括管理分配和产品特有的研究、开发能力。”（注：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  anHelpman，以）、保罗·R·克鲁格曼(Panl·R·krngman.美）.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公司内贸易与产品的性质、市场结构、产品的知识密集程度以及它所处的生命周期有关。规模经济和公司内贸易的出现无疑是对正统的以市场均衡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挑战，相应地把企业的主体地位推到了极端—公司可以用行政机构性的方法取代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这里企业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还会超然于市场之上，与市场互替互补。至此，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毫无疑问的，但却与市场竞争均衡相去甚远。规模经济贸易说在传统的要素—国家分析框架中纳入规模经济，将规模经济列为获取贸易利益的又一新要素，虽然难以与市场竞争均衡相融合，但这毕竟将人们关注的视角引向企业本身，因为企业水平的内部规模经济以企业为载体。对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揭示，论证了市场垄断竞争结构的客观现实，这无疑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
　　截止目前，我们已注意到影响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或因素，（从国家的角度）大致包括资源秉赋、产业优势、市场环境和企业效益等方面，尽管这几方面从理论上还难以融为一体，但并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对这几个方面的重视，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1990)“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便是这一综合的体现。从波特的“菱形图”可以看出，贸易利益所赖以存在的主要因素或渊源都被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且以一个精巧的图形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全面又精巧，但实际上，什么都说了，什么却都没说透。因为从理论的统一性上考察，它最后归结到“国家的”竞争优势上，把各种贸易利益统一到传统的国家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之中。却没有揭示出这些因素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在机制，反倒把公司内贸易所揭示的市场内部化与竞争均衡的矛盾，通过综合而掩盖了起来。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贸易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国家战略，有价值的地方是他对各种要素综合的努力。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解决各种要素的统一基础，这种综合也便只能以一种“拉郎配”的战略来表现，由于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现实的切入点，故而其理论便徒具精巧的“钻石”结构形式而已。难怪有人说它的独创性不足，操作性不强。
　　从如上我们归纳的折衷贸易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规模经济说，还是贸易内部化理论，还是所谓经验归纳法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虽然都强调了企业这一经济组织的重要性，但它们却只是相对独立地作为一些流派或多重均衡存在，没能纳入主流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难以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相融合。因此给人一种自弹自唱的感觉，留下了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口”，如何弥补这一“缺口”，预示着贸易理论努力的方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新增长贸易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和“以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
　　“新增长贸易理论”关注的是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技术进步作用是其核心，主要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将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按理论的渊源可将其分为二派：一派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这一派可以说

只是在新古典理论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添加了技术要素，其分析的框架仍是以国家市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现实的指导意义是确定投入量与一国出口成功的关系，或者确定技术变动与一国比较优势的关系，对此巴格渥蒂(Bhagwati  1964)曾就李嘉图模型、赫—俄模型指出：测度投入量以及决定出口成功的其他因素可能很不容易。这意味着，虽然我们推崇技术，但技术何以能够提高，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作用于一国的比较优势仍是一个谜。另一派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变动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其理论是在放弃总量生产函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说是反传统增长理论的，其特点是建立以微观生产过程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将技术内生化，是沿着狄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7年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而发展的，1979年克鲁格曼(Krugman)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将国际贸易商品数目内生化，但问题在于生产者活动和产出数目无法内生化，因此技术内生化仍不够彻底。技术内生化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经济行为中学习而获得技术进步(Learning  by  doing)，这又可分为“技术外溢”和“干中学”两方面，“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包括国际间、国内以及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外溢，这种技术进步引致的是外部性收益递增；另一条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它是投资、开发和研究(R&D)的结果，这里强调了企业家有意识改进产品的创新活动，克鲁格曼采用熊彼特模型的技术内生化理论，探求企业家内生R&D的激励机制，指出创新的激励来自于创新者对其创新的暂时垄断利润的期望，这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即静态的效率要求消除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