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悖论”与经济增长

业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分工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简单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达到发达国家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非均衡增长存在于经济系统中有诸多的新机会，而了解这些机会的存在，并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对增长就十分重要。进一步讲，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微观行为就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均衡理论注意到经济行为者行为方式对增长的作用。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增长由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行为层面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路径。
　　非均衡注重微观经济行为人行为对增长的作用使增长理论发生质的变化，解决了收益递减导致增长趋于零的难题，经济可能通过收益递增，实现无限增长。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因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结果一是投资只在量上表现为满足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一部分需求量，（注：另外两部分是：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即作为资本的投资是同质性的；二是劳动力只是资本的附属物，即他只因资本增加而需要得到相应的增加；（注：“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资本正是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可以更正确地说，是劳动附属于资本，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多马.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三是一般均衡框架中各部门的收益是相等的，则同质资本不存在重新配置效益。在非均衡条件下，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新的投资机会存在并当资源重新配置时能从中获取利润，而且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资本扩张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市场的外在压力，他为求其生存所必须；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扩张企业的所有者、董事或经济需要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企业的这一特征构成了经济扩张进程背后的推动力。由此，增长就成为经济行为者主动行为，这一行为构成增长的内生变量。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生产领域意味着投资是非同质的。这时作为资本的投资就由异质性概念替代了同质性概念。资本的异质性表明同量的资本可能其内在质量（技术）不一样。（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资本同质假定“显然不适合于分析经济增长动态，因为资本积聚无论是根据要素成本还是根据它的许多部分终生提供服务的贴现值，经济增长动态总是随着报酬率差异造成的资本不等量而起伏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资本的异质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本内含的技术含量不同；二是生产领域不同导致的技术不同。）
　　资本异质性强调技术作用，那么包括在物质资本中的技术是由人创造的。“尽管人们需要有用的技艺和知识这一点不言而喻，但这些技艺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却又并非显而易见”（舒尔茨，1995年）。资本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劳动力不再作为物质资本的附属，而作为影响增长的生产要素。这时掌握技艺和知识的劳动力就以人力资本形式出现。资本的异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增长理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的收益递减，增长最终趋于零的假说，被收益递增，实现经济无限增长理论替代。人力资本为增长理论带来崭新的天地，增长理论关注经济行为者的作用而使增长观念发生质的变化，增长的发动机由投资变为知识。一旦将知识看作增长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经济持续增长。“长期看，经济现代化和发展中的关键部分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而不是体现在地产、其它自然资源或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中的能力和知识。在长期中，最重要的是对人口质量的投资（舒尔茨，1995）。”（注：参见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M].47.）
　　  三、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一般均衡增长是在收益递减中实现。因为这里资本具有的同质性，投资只会影响总量变化，而不存在在不同部门投资取得不同收益，也就是说，经济不存在部门收益差别，自然不存在结构转移效应。但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残差问题，而导致对资本作为唯一生产要素以及同质性产生怀疑，结果，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不仅作为生产要素，并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同时，劳动力的异质性也被提出来作为解释增长的因素，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异质的劳动力不仅带来收益递增，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不同产业、不同质的劳动力会产生产业收益差异。资本追逐收益、劳动追逐报酬的结果是结构转变的增长效应。非均衡创造增长的空间。
　　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其概念的内容也不是统一的。舒尔茨采用总揽一切的人力资本概念，即强调教育、培训和扫盲对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当然他并不排除健康状况的改善与长寿、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家庭以较多的资源用于子女，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加聪明和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因素。约翰·肯德里克在系统地探究了这些思想的经验含义后，并证明这些总揽的一切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与非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比较的量。这一研究从总体上证明，投资结构对于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诸多来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赫尔曼·米勒在研究了收入和收益分配及职业选择关系后，强调教育与个人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有规则的联系。
　　而这一观点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所证伪。（注：理论科学进步在于理论是可被反驳或证伪的。参见：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富起来的并非高学历或受教育较多的人群，而恰恰是受教育较少的人群。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种粮大户、万元户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之初首先致富的大多数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创造的致富神话应该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工业化时期的情况有很相似之处。西方工业化初期通过圈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当时的贵族阶层。这就证明工业化初期善于抓住机会，获取利益的人群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人，与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体系处于不规范状态，机会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风险厌恶值高的，机会成本高；风险厌恶值低的，机会成本低。而往往这时教育曾经赋予受教育者道德准则、循规蹈矩、规范的行为方式与此反其道而行之

，成为约束发展因素。
　　教育与成功的联系存在于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机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这时，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刘易斯，1994年）。而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使生产中的熟练人员所占比例增加，人们就更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积累、专业化、协调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获得收益，并非单纯的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是说，知识和技能同样可以作为财富投资而取得丰厚的回报。这时，教育对于改善人们现实境况就尤为重要。教育也就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需要教育补充而创造和扩大熟练人员的比重。就是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软着陆”后持续的扩大需求政策，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弱势，主要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注：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00,(1).）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当然，质量提高要包括在数量增加之内，但数量扩张不一定包含质量提高，由此，扩张性投资政策应该内含投资中技术知识含量，（注：我们已经提出本文投资中技术概念不仅指新的运用，还包括新生产领域扩张的技术含义。后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属于薄弱环节，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中增长较迅速的、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如现代服务业，既符合知识是增长发动机这一现代经济增长理念，又是目前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提升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在经济调整中并无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发展。）而并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投资数量才不仅能带来通过国民经济附加价值提高获取增长，还能带来生产领域蜕变获取增长。
　　内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科学的创新和技术发明充分显示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对创新成果的运用要求人力资本中企业家发挥作用。于是就有“科学家离开企业家寸步难行，企业家离开科学家一事无成”之说。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上市公司频繁更改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或将其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表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