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摘要】宋代自从建国，皇帝就倡议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致朝野的政治气氛相当开明。宋太祖曾经自诩：不以言论杀人，从而形成了“士大夫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了“尚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使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大一统局面延续下去；同时，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但是，宋代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
【关键词】宋代文官制度 得失
【Abstract】Since founding a state, emperor propose and cure world Song Dai with court official, so that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court and the commonalty quite enlightened. The grandfather once bragged very much Song: Do not kill a person with the speech , thus for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urt official's democratic system", Set up civil official system on" still document restrain military". Song civil official of Dai system stand really and make " noble politics is military people withdraw from feudal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Chinas basically from then on by politics" a traditional one; [1]And the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that thereafter make lasts to down with the situation of big unification throughout ; Besides, make the academy rise, the scholar comes forth in large number,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ography,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etc. are very developed. However, civil official Song Dai's systems have brought various kinds of serious political evil consequences .
【Key words】 Civil official Song Dai's system Gain and loss
一、宋代文官制度的得
（一）宋代文官制度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
在选任官员的过程中，宋代始终强调文治。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深鉴五代时期武人专权跋扈之弊，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他曾说，任命文臣为地方官，即使都去贪污，也比任用武将的危害小。宋太宗即位以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整个宋朝，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约为唐朝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宋政府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政府的重用。开宝进士柳开曾在信中对他哥哥讲：
今士取爵位者，上可以陈皇王之事，述道德之任，试干贤良是也。次可以习章句之能，备改事之材，取进士举是也。下可以通经义之精，服诵习之劳，应礼传科是也。力不足于贤良，即于进士，力不足于进士，即为礼传，次志之所为，无有不成者也。 天圣进士，英宗朝官至三司使的蔡襄则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
又说：
择官在于取士，今之取士，所谓制科者，博学强记者也；进士者，能诗赋，有文词者也；明经者，诵史经而对题义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也。
这道出了宋代选任官的特征，即，由制科、进士诸科入仕的科举出身人，是宋代官僚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的高度发展，造就了宋代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名公贤相。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预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主宰思想文化领域，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前后各朝相比，宋朝对士大夫的礼遇是无与伦比的，自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轻杀大臣与言官的“祖宗家法”。因此，宋代除北宋前期有少数贪官污吏被处死刑外，其余时期，士大夫罕有被刀斧之刑者，对大臣最重的黜罚便是削职流配。礼遇与优给俸禄等措施相结合，培养了宋代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上自皇帝的所作所为，下及州县官的一举一动，凡有越礼背法者，皆有敢言之士极力弹劾。台谏官为驳回皇帝或宰相的某些决定，有接连上10余封乃至20封奏疏者，即使弃官降职，在所不辞。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朝立国，“专务矫失为得”。设法立制，多是为了克服以往弊政。其所立之制，不乏可供后世借鉴之处。叶适曾说：“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 矫失防弊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如科举考试中的殿试制度，糊名法、誉录法、别头试、复试权贵子第等改革措施，是为了攻克以往科举考试受权臣干预，录取不公之弊；扩大录取名额则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杜绝唐末落第人参加农民起义之弊。在任官制度中，铨试、呈试法为救恩荫太滥之失而设；限制地方长官自辟属官，由吏部依照条法统一任命全国基层官员，实行地区回避法，定期轮任制等等，皆是为了矫唐末五代藩镇权重，内轻外重，地方吏治败坏之失。此外，制定严密的亲属回避法，限制家室、外戚、宦官等的晋重，则为了防止官僚士大夫之间结成朋党以危害君立专制统治，为了避免汉、唐、王朝由外戚、宦官祸国而衰亡之类悲剧的重演。矫失之政，使宋代统治阶级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修订过程中费尽心机。这一制度照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较好地调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宋朝统治的300余年间较少有大的政治风波，从而保证了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大发展。
（二）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士族还有相当势力，他们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操纵能力，因此，当时考试还没有采取弥封制，录取是直接面对考生的。宋代庶族与士族的势力对比再起变化，经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拓清仕进之路，宋代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如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因翰林承旨陶彀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 遂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 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三月，殿试得进士179人，后再得诸科318人，“宰相李P之子宗谔，参加政事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徒许伸宣小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 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真宗又特别“诏诸王、公主、近臣、无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 。“内举不避亲”，尚是美德，更何况通过弥封考试公平竞争脱颖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复试。太宗所说的“谓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974年）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也。” 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说得一清二楚，在帝王的有意识抑制下，北宋初期的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如《石林燕语》卷5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彀、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峻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8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份子也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如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 “世为农客，九岁能文”；真宗仁宗时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以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这些人都依赖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这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任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须“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意识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从政的主体精神与前代士大夫“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意识有很大的差距。范仲淹本人就以身作则，他登第为官后，便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积极给朝廷上书，倡言变革。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庆历年间仁宗托付范仲淹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仲淹亦感激际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庆历革新”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没有改变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一贯精神。范仲淹还曾捐地建校、推俸助人、建立义田，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范仲淹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被宋代文人士大夫广泛地接受下来，成为人们学习的现实楷模，从而改变了五代以来士风颓败的局面。《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朱熹也极为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之功。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这与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士大夫阶层的作为大相径庭。东晋时，王、谢诸
宋代史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帝王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正确性。北宋学者邵雍称当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是“百年无心腹患”，即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对赵宋皇位构成威胁。赵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族入侵势力所颠覆，从王朝内部来说，横亘两宋三百多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宋代从来没有皇帝被摒弃，其他政治势力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政变事件发生，维系、支撑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在两宋近32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有过三次类似于“宫廷政变”的篡权，一次失败，两次成功，这三次宫廷政变都发生在南宋兵荒马乱的年月，士大夫在其间所起的正是稳固赵宋王室的作用。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政变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时值南渡伊始，高宗皇位未稳，统制官苗傅和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由于赏薄，不满枢密院大臣，嫉恨内臣用事等原因率兵作乱。这一次叛乱仅一个月就被平定，四月高宗复位。叛乱之所以迅速平定，内赖宰相朱胜非的安排调度，外靠张俊、吕颐浩鼓动组织的勤王大军，士大夫朱胜非，张俊、吕颐浩等人在平乱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后，只能使皇帝更加信赖文人士大夫，而对武人更多一层提防。高宗任用秦桧夺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帅的兵权，乃至自毁长城，诬杀岳飞，上述事实肯定是祸因之一。第二次政变发生在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光宗从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开始，就因疾不视朝，失去政务处理的基本能力，受到皇后和内臣的一定控制。又与孝宗反目，公然违背“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失去皇帝治国的象征意义。矛盾至绍熙五年六月因孝宗去世而激化，光宗坚持不执丧礼，引起朝野震动，“中外讹言，靡所不至”。左丞相留正逃离京城，“都人大骇”，“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归正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事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赵宋王位的稳固。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二府大臣，借太皇太后圣旨，扶持皇子嘉王登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形势转危为安。在威胁到赵宋王朝的这场风波之中，显然是依赖士大夫，政权才得到平稳过渡。第三次政变发生在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腚凶郧煸辏1195）开始专擅朝政，开禧二年（1206）五月发动北伐战争。韩腚胁恢笫倍仁疲涣私獾形宜搅α恐员龋挥谐浞值恼角白急福欢媒帽⒚叭环⒍秸Ｋ裕秸痪⒍纤尉颖闳呃０埽鸨晒春樱讲浇舯啤：腚胁只手掠钟楹停鹑宿芤庖煤腚惺准妒伎弦楹停腚心招叱膳阌伦⒁恢溃俅畏⒍秸Ｄ纤我衙挥锌稍僬降淖时荆秸某中：Φ剿问业牡匚弧９谘罨屎笥氤祭癫渴汤墒访衷读轿徊沃虑笞婧屠畋诿苣闭洌锷焙腚校崾苏秸Ｕ獯握洳簧婕盎饰桓妫分欢宰既ǔ己腚 ，政变的结果对平稳局势是有利的。从上面的简单回顾看来，三次政变皆因士大夫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事态向着有利于赵宋王室的方向发展，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皇位适用篡夺政变截然不同。这三次事变都能说明宋代帝王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正确性和士大夫在宋代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此外，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政治势力还曾经多次将未成型的宫廷政变或宫廷危机消弥于萌芽状态之中。太宗晚年曾确定真宗皇太子的皇位继承权，太宗病危时，宦官王继恩忌真宗不听操纵，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且共谋，欲立真宗兄楚王云佐以代之，并得太后同意。“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真宗）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自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清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吕端因此被夸奖为“大事不糊涂。”在这一新旧政权的交替过程中，士大夫政治势力起决定性作用。又英宗以外藩入继大统，惊悸成疾，时太后曹氏垂宗帘听政，英宗“举措或改常度 ，其遇宦官尤少思，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宰相韩琦每每为其调度，弥合两宫，遂使政局得以稳定。总之，两宋期间的每次政权更替，政局有所波动，都是依赖士大夫的力量来平稳局势，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证国家的久治长安。
（三）宋代文官制度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
有宋一代，出现了一系列大部头的著作，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全国总地志《太平寰宇记》,真宗时编篡的类书《册府元龟》等等。宋代是中国科技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期。比如说船舶制造业，这种行业技术密集度高，投资巨大，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福船（尖府海船），沙船（近海平府船，一直使用到现在）。平衡舵（窗孔船），水密隔舱，舱府排水法，指南针应用等大大提高了航海技术。当时万石船（1200吨）已很多。此时的大宋商船，载重数以千百吨，最早装备了罗盘，开辟了远达东非的海上商路，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世界一流远洋船队；与之对应的宋军水师装备精良，招募的职业水平精湛，不同于屡战屡败的陆军，宋军水师在抗金战争中战功赫赫。如果不是依靠强大的水师舰队，南宋小朝廷根本不可能偏安江南。
二、宋代文官制度的失
宋代推行的强干弱枝，重之轻武的文官政策，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即造成有宋一代积弱的局面。下面略举其弊病：
（一）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由于相权低落，台谏权重，致政出多门；互相掣肋，官吏因循保守，冗官充斥于朝，行政效率低下。史称“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务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他们的尖锐讽刺。
（二）冗费增多，财政拮据：为牵制地方，宋室加设了许多官职，使官僚机构庞大。“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令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仆射，尚书、丞、朗、朗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亡，惟内侍所常，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另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才，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故大举招募禁军，无退役制度，虽年老也供养终身。而更戍频繁更使军费支出浩大。冗官冗兵、冗禄大大消耗公帑，加以皇室的奢靡，对外战败而纳币求和，遂使宋代财政拮据，国用日竭。
（三）头重尾轻，地方凋弊：宋代之中央集权虽有助消除军事割据，然矫枉过正，造成地方之过度嬴弱，地方官吏事事听命于中央，施政不能自主，税收又尽收归于中央，故地方贫弱。无从建设，一旦有事很难应变，南宋朱熹对此曾有如下评议：“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逐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上，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四）国力积弱，边患深重，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用文官指挥军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加上兵多而弱，缺乏训练，禁兵调度频繁，地方厢兵嬴弱，使有宋一代国力积弱，武功不振，无力抵制外患。北宋与辽、西夏、金等强邻交战，迭遭失败，终至灭亡。后来南宋亦偏安一隅，屡败千金，终于为蒙元所灭，此实乃强干弱枝，重之轻武国策之最大流弊。
宋代“以文抑武”的文官制度贯彻实施，在宋代培养起一种轻蔑武人的观念，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未及也。”民间谚语也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充分体现了普通百姓对从军的态度。尽管宋朝政府拥有此时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库收入，同时还有技术工艺最高超的强弓坚甲装备着数量举世无匹的百万棠备军，但在屡次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与这种萎靡的民族心态干系不小；试想一个社会人人以从军为耻，只能用高薪招募的方式获得兵源，还需要在士兵脸刻字来维系军队的稳定性，这样的军队如何会有强大的战斗力，人数再多也只是浪费米粮的一群饭桶。
参考文献
1、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2、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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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希清：《论宋代恩荫之滥》，《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何忠礼：《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与冗官冗吏的关系》，《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目 录
题目……………………………………………………………1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1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1
一、宋代文官制度的得…………………………………………2
二、宋代文官制度的失………………………………………11
参考文献…………………………………………………13
《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