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 参阅：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 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 《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 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 <公司律>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 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xx] 《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xi] 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xxii] 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xxiii] 阙庵：《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司法篇》，《东方杂志》9卷7号，1913年1月。
[xxiv] 参阅拙著：<刑法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xxv]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xvi] 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
[xxvii]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8455页。
[xxviii]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xxix] 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xxx] 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
[xxxi] 〈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
[xxxii] 〈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2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xxxiii] 《广东省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8~99页，宣统二年三月广东法政学堂活版。
[xxxiv] <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xxxv] 《申报》1906年9月7日。
[xxxvi] 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xxxvii] 同上第76页。
[xxxvi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xxxix] <报章应守规则>，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0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xl] 《大清报律》，同上第31~32页。
[xli] 《光绪朝东华录》总5806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lii] 同上，总第5859~5860页。
[xliii] 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74页，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xliv]<商部为劝办商会以利商战角胜洋商折>，《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xlv] 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163~165页。
[xlvi] 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
[xlvii]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56—5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xlviii] 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lix] <上海总商会要求保卫商民维持秩序通电>，《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l] 同上341~342页。
[li] 李渊庭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lii] 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liii] 最近的研究表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与英国政府无关（参阅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根本原因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因财政、经济危机要从商团手中榨取一笔钱财（参阅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未刊稿）。
《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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